（今卡拉奇）航线是中国蚕丝产品向西转输要道，乳香等阿曼特产以及从阿曼转口的其他域外物品亦经此道传到中国。由这些早期的交流，遂有1世纪“甘英使大秦”促成阿曼（蒙奇、兜勒）遣使中国建立国家关系。阿曼是古代丝绸之海陆两道联通网的交通枢纽；和罗马金币一样，阿曼乳香、中国丝绸都曾担任古代世界经贸交流的等价物，一起支撑了古“丝绸之”经济带的运作。

　　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南端的阿曼是西亚最接近东方的地点，这就使它在技术有限（主要是缺乏机械动力）的古代，在传统东海交通中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就东、交通而言，从位于阿拉伯半岛最东南哈德角附近阿曼的苏尔（Sur）港向北偏东直航对岸伊朗的恰赫巴哈尔（Chah Bahar）港，这是横渡印度洋阿拉伯海的最捷径航线。苏尔自古就有在印度洋阿拉伯海沿岸从事海上贸易的记录，至今仍以制造阿拉伯传统的单桅三角帆船（داو dhow）而闻名。

　　考古发现和楔形都表明，早在四千多年前，两河流域文明与巴林、阿曼（Magan）和印度哈拉帕（Harappan，位于今巴基斯坦的旁遮普省）文明之间就发展起了海运贸易活动，这条经波斯湾、阿曼湾沟通两河与印度河的航就是后来著名的“条枝走廊”（Characene Corridor）或“阿拉伯走廊”。至少从公元前第二千纪初期，商人已经在运用印度洋上的水了：两河流域的船只从波斯湾头的港口出发，循着今天伊朗和巴基斯坦南面的海湾沿岸，前往印度河口的码头。希腊、罗马商人直到公元1世纪中发现利用信风以前，沿海岸航行一直是海道交通的主要做法。当时印度西北海岸最重要的商业港口是提

　　（Daybul/Debal，今巴基斯坦卡拉奇）和婆楼割车（Barygaza，今印度坎贝湾东岸之布罗奇Broach），来自西亚的罗马商品可以从这里走陆道北上进入中国的西域和，丝绸之陆海两道就此联通了。据研究，至少到公元前4世纪，印度就已经有了“中国的成捆的丝”（Cinapatta）。还有一种古代印度河流域特产的蚀花肉红石髓珠，也在公元前3世纪就已经传到了中国新疆和阗。而公元1世纪中用希腊文写成的《红海周航记》表明，当时在印度西海岸的四个重要港口中，提

　　是经营中国货物——蚕丝产品种类最多最全的转口外贸港（enterpot）。这些情况，都为早期阿曼与中国的交通交流提供了历史背景和现实可能性。

　　目前所知最早传到中国的阿曼特产应该是乳香。阿曼乳香很可能在公元前5世纪就已经传到了中国，从而催生了中国人熏香专用的博山炉。

　　世界上著名的乳香的产地主要有两处：一处洲之角索马里的亚丁湾沿岸；另一处是阿拉伯半岛南部，主要是阿曼佐法尔地区的阿拉伯海沿岸。后世有把海上丝绸之称作“香料之”，传统说法甚至把索马里非洲之角称作“香料之角”（The Promontory of Spices），乳香肯定是香料之传送货物中数一数二的大。乳香贸易是一桩世界性的大贸易，尤其是在早期，阿曼很可能是中国乳香的唯一原产地。尽管《红海周航记》第27、29节记载虔那（Kane）是南阿拉伯重要的乳香转运港，而从盖迈尔湾开始都是生长乳香的土地，但第32节明确说：盖迈尔湾乳香的集散地在Moscha Limen码头（今阿曼佐法尔地区塞拉莱以东40公里的Khor Rori港），虔那有船定期来这里转运乳香，而印度西南港口和婆楼割车则趁季风派帆船来此贩运。总之，最著名的“乳香之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主要是在阿曼佐法尔地区：“乳香之地（The Land of Frankincense）是香料之上阿曼的一处遗产地。该遗产地包括乳香树、Khor Rori港和一些对中世纪香料贸易至关重要的商队绿洲遗迹。遗产地在公元2000年以‘乳香小道’之名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世界遗产，2005年改名为‘乳香之地’。”

　　专家这样介绍阿曼乳香：“乳香树生长在山坡荒漠上的干涸水沟里，那儿仍然能感受到季风的冷却效果，但其湿气却为荒漠气候所吸干”，“几小块乳香放在特制熏炉（Megmer）里的阴燃材料，于是乳香本身熏烧，散发出芬芳的烟雾。”总之，乳香主要是一种熏香，因而中国传统文献又称之为薰陆香，薰陆恐即熏炉之讹。劳费尔《中国伊朗编》的香料类里没有列出乳香，但是提到了所谓的“安息香”，并引用了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八《广动植之三木篇》里的记载：“安息香树，出波斯国，波斯呼为辟邪。树长三丈，皮色黄黑，叶有四角，经寒不凋。二月开花，，花心微碧，不结实。刻其树皮，其胶如饴，名安息香。六七月坚凝，乃取之。烧之通神明，辟众恶”。这显然指的就是乳香。至于为什么叫安息香以及作为地名的“安息”，劳费尔的考证过于繁琐，好在他最终指出：伯希和认为，安息香“这名称是附带在阿萨塞德朝代（The Arsacid Dynasty）波斯的古汉语名字上，他这看法是对的。其实我们在俾支斯坦的岩石上看见过产拜香的两种植物，Balsamodendron pubesoens和B. mukul，亚历山大的军队在格德罗西亚的沙漠上看见了这两植物，随军的腓尼基商量地采集它”。然而，《亚历山大远征记》第VI章第22节提到在格德罗西亚发现的香料其实是没药和甘松，虽然研究发现其中所谓“甘松”其实是一种须芒草属，但无论如何那里并没有发现乳香。劳费尔是想把安息香解释为“安息所产香料”这样一种泛称，而否定其作为一种专名的性质，他说：“虽然‘安息香’这名字可能用于表达‘帕提亚的香’的意思，但我们不能忽略一事：在有关帕提亚（安息）和波斯的古代历史文件里没有提到此物，——这是一件罕有的情况，值得思考。这物品只被指出为中国西域的龟兹和葱岭北面的漕国的产品。”显然，如果把安息香理解为一个专名即专指安息属国阿曼特产的乳香，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历史上有些以安息命名的特产如“安息雀”即鸵鸟之类，其实并非安息（波斯）本土物产，而是从其当时的属国阿曼转运而来（见下），甚至直接就是阿曼的特产，如这里的乳香。所以，可以肯定，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安息香其实就是乳香。至于《隋书西域传》里提到漕国（漕矩吒Jaguda/ Zabulistan，今阿富汗加兹尼Ghazni）、龟兹（今新疆库车）有安息香，正好显示出阿曼乳香经印度河口提

　　薛爱华（Edward H. Schafer）《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第10章《香料》为“乳香”列有专条，说明产地是南阿拉伯和索马里，并且说它就是在中文文献中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的“薰陆”。虽然他另外列了“安息香”条，但说其“具体所指的并不止一种物质”，显然和劳费尔一样，错误地将其视作一个所谓“帕提亚香”的泛称。此外，他也和劳费尔一样，把《本草纲目》引唐末李珣《海药本草》安息香“生南海波斯国”读作“生南海、波斯国”两处，亦恐有误。其实，所谓“南海波斯国”应该就是《魏略西戎传》所记大秦“与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的地方即阿曼，乳香是南阿拉伯阿曼（安息南界）的特产。薛爱华有关中国安息香来的论述值得注意：

　　四世纪时，以创造奇迹著称的术士佛图澄在祈雨仪式中使用了“安息香”，这里说的安息香是指返魂树脂。这是在中国最早提到安息香的记载。五、六世纪时，安息香来自中国西域的佛教诸国，其中尤其是与犍陀罗国关系密切。这时对于中国人来讲，犍陀罗不仅是佛教教义的主要来源地，而且也是香料的主要供给国——虽然犍陀罗只是作为有利可图的香料贸易的中间人来向中国供给香料的（因为犍陀罗地区不可能是香料的原产地）。而且，Gandhara（犍陀罗）这个名字的意译就正是“香国”。犍陀罗曾经是安息国版图的一部分，所以用“安息”王朝的名字来命名这种从曾经由安息的犍陀罗地区传来的香料，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犍陀罗“香国”得名于该地是重要的香料转输要道，这印证了我们前面关于交通线的说法。然而，说“从曾经由安息的犍陀罗地区传来的香料”就叫“安息香”，还是未免轻率了些。其实，所谓安息犍陀罗实际上与位于安息东界（塞斯坦）的乌弋山离后期的扩张（公元1世纪前期）有关：乌弋山离于公元1世纪初侵入信德，取代了塞种（Saka）在那儿的，但不久至1世纪中期即被贵霜帝国所吞并。况且，如其所承认，犍陀罗并不是所传香料的原产地。如果说“曾经是安息国版图的一部分，所以用‘安息’王朝的名字来命名这种从曾经由安息的地区传来的香料，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那么，乳香的原产地阿曼曾长期为安息藩属地，阿曼特产乳香传到中国被称为“安息香”更是理所当然。

　　据薛爱华引卜弼德（P. A. Boodberg）的说法，阿曼乳香早在公元前3世纪就以“薰陆”一名见于中文文献记载，即已经传入中国。如前所说，乳香是放在香炉中焚烧散味的，由熏炉而讹名为“薰陆”。中国传统最著名且流行的香炉叫博山炉，据说以汉代产于山东博山（今）最有名。不过，薛爱华说：“人们一度认为博山炉是在汉代发明的，但是现在看来可以追溯到周代；有一个大约是在公元前5世纪到（前）3世纪的香炉，饰有许多珠宝。见温利《博山香炉考》，第8页。”换言之，阿曼乳香也有可能在公元前5世纪就已经传到了中国，从而催生了中国人熏香专用的博山炉。用数据库软件搜“熏炉”最早见于中文文献为西汉刘向的《熏炉铭》；“香炉”则最早见于西汉伶玄的《赵飞燕》。无论如何，说西汉（前206—8）时代中国人已经用专门的香炉焚熏阿曼特产乳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考古资料显示，赵佗建立的南越国（约前203—前111）已有从海外输入香料和燃香的习俗。南越王墓中曾出土五件四连体铜熏炉，炉体由四个互不连通的小盒组成，可以燃烧四种不同的香料。考古工作在广州地区汉墓出土物中，发现熏香炉多达200余件。南越国的熏香炉和中原流行的博山炉形制不同，所用香料可能主要来自东南亚，或经东南亚地区辗转传来。

　　研究者认为，从《红海周航记》的记录来看，印度提供了最丰富的贸易奢侈品，其中玳瑁“特别受到追捧，因为所有的主要港口都有其交易”。然而，《红海周航记》所谓最精良的玳瑁the hawksbill turtle来自Chryse（金洲，一般认为是指缅甸和马来半岛）的说法却很可能是限于奢侈品贸易范围的传闻，因为研究表明，《红海周航记》“作者的亲身经历包括非洲线直到Rhapta（达累萨拉姆一带。但对东非海岸讲得概略，因为那片地区在商业上不重要），以及阿拉伯—印度航线至少到了印度南端的科摩林角。许多学者认为，他并没有亲自旅行下一段，即从印度东海岸直到恒河河口，因为在其报告中哪儿都缺乏重要发现”。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可以把玳瑁与其共生生物珊瑚一起讨论，据汉文史料记载，二者均为大秦特产珍宝，但珊瑚的分布范围比玳瑁更广。然而，据专家研究，文献记载的大秦宝物并非全为当地所产，除了为大秦特产的（琉璃，这里指玻璃）等物之外，其他珍异尤其是宝石之类很可能是商人在东来沿途购买转贩的。例如珊瑚，虽然古代最美的珊瑚确实出于地中海，但有研究者认为，中国人所知的大秦珊瑚可能是出自红海，尤其是古代的拉科斯（Leukos，今埃及古赛尔Koseir）附近。

　　另一种所谓大秦宝物玳瑁也是如此，即传到东方的玳瑁也并非出自地中海东岸。据研究，玳瑁是属于海龟科的一种海龟，分为太平洋玳瑁和大西洋玳瑁两个亚种，其中太平洋玳瑁分布于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其产地在亚洲海域。“虽然玳瑁分布在广大的海域中，其最主要的生活区是浅水礁湖和珊瑚礁区，珊瑚礁中的许多洞穴和深谷给它提供休息的地方，珊瑚礁中还生活着玳瑁最主要的食物——海绵”；尤其是“成年玳瑁主要在热带珊瑚礁中活动”。而一般作为宝石或药用的玳瑁，就是成年玳瑁的背甲。现有资料关于玳瑁的分布模式可以看出：第一，地中海沿岸没有任何玳瑁巢位，也就是说，大秦本土（包括地中海东岸叙利亚一带）不产玳瑁（宝石或药用）。第二，在我们讨论的地域范围（红海、阿拉伯海沿岸），主要有4处玳瑁大型巢位，即：红海中部非洲一侧、亚丁湾头的非洲一侧、阿曼东海岸的马西拉湾和波斯湾南端的迪拜海岸。这一分布与自古以来埃及/叙利亚和巴比伦之间绕行阿拉伯半岛的海道线是一致的。

　　劳费尔认为，中国人最早见到的珊瑚或许是波斯所产，而汉文史料所记载珊瑚的地方也不是红海，而应是波斯国海中的珊瑚洲或珊瑚岛，甚至“波斯珊瑚亚洲各地都有”。薛爱华则说：“唐朝的珊瑚主要是从波斯国和狮子国进口的，它的汉文名字来源于古波斯文‘*Sanga’（石头）。”不过，最早记载“海中有珊瑚洲，海人乘大舶，堕铁网水底。珊瑚初生磐石上，铁发其根，系网舶上，绞而出之”的是《书拂菻传》，传文开篇即说“拂菻，古大秦也”，显然认为珊瑚产地为大秦而非波斯，换言之，传到中国的珊瑚无论如何也是来自大秦至中国交通必经的道航线沿途。劳费尔书中还引《魏书》说“波斯北伏卢尼国产珊瑚”，其实，伏卢尼为拂菻的另一音译，亦即古之大秦。因此，说珊瑚出自波斯很可能只是由于它们多半经波斯转贩而来，这里的波斯可以泛指古代波斯地区（伊朗高原）建立的，包括安息帝国，也可以指其属国阿曼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汉文史料所见来自大秦的珊瑚从而与之共生的玳瑁倘非红海所产，那最有可能的产地只能是阿曼东海岸的马西拉（Masira）湾，原因在于：

　　第一，马西拉湾和马西拉岛正处在自古以来绕行阿拉伯半岛的海道航上，《红海周航记》则表明该地同时又位于这条曲折海道与通往东方的传统航线的交集地域。

　　第二，《红海周航记》第33节明确记载：“过了Moscha Limen是另外大约1 500场距的一座山脉，沿着海岸伸展到Asichon（今Hasik角），在其最尽头外边，是一排七个岛屿，名为Zenobios群岛（今Kuria Muria群岛），在那后面延伸着另一片乡土，由一种土著人口居住，他们不再属同样的王国，而已在法尔斯（Persis）的属地境内。从Zenobios群岛继续在洋面航行约2 000场距以后，你就来到了Sarapis岛（今马西拉岛），如其所说，离岸约有120场距。它差不多200场距宽，600场距长，有三个村庄，均由虔诚的渔民（Ichthyophagoi）居住。他们使用阿拉伯语，穿着棕榈树叶裹身。该岛屿盛产品质精良的龟甲。虔那（Kane）的商人们经常驾小帆船前往与之交易。”我们注意到，这是该书所记从亚丁湾经阿曼湾到印度西北海岸航线沿途唯一一处盛产品质精良龟甲即玳瑁的地方。

　　Ras al-Jinz（ Ras al-Junayz）位于阿拉伯半岛的最东端，它是绿海龟的筑巢地，也是当地哈德角（Ras al Hadd）村的海滩。这里是著名的海龟（玳瑁）区“RAS AL JINZ TURTLE RESERVE”所在地。这个地方曾有重要的考古发现，显示了与古代印度河流域的联系。自1985年以来，一个法国—意大利考古队在Jinz发掘了一个青铜时代(大约公元前2200至前1900)海港遗址，有一座七个房间的大泥砖（mudbrick）建筑，这些房间都朝一条走廊开门。这座建筑似乎用作一个手工作坊，有表明，这里处理贝类（珠玑）、玳瑁（turtle shell）、燧石以及从镁矿石提取的化妆品”。经查此地就在马西拉岛往北至哈德角附近海岸，属于阿曼东北的苏尔区。

　　由此可见，阿曼有古老的出产海龟、加工玳瑁并贩到印度河流域的传统。因此，汉文史料据大秦商人所传的“珊瑚海”“珊瑚洲”“珊瑚岛”，更可能指的就是阿曼马西拉湾、马西拉岛，而不是红海或波斯湾内。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自从汉武帝元鼎元年（前116）消灭赵佗割据而建立南海（今广东）等郡以来，沿海犀、象、毒冒（玳瑁）、珠玑、银、铜、果、布等商品大大增加，中国人到那儿做生意的好多都发了财；番禺（今广州）就是做这类买卖的一个中心。虽然不排除阿曼特产当时可能经由印度，辗转到达广州沿海的可能性，可实际上早在这之前，玳瑁已经传到了遥远的北方。《史记春申君列传》记载：“赵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于上舍。赵使欲夸楚，为玳瑁簪，刀剑室以珠玉饰之，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平原君赵胜是公元前3世纪中期人，这说明在当时，阿曼特产玳瑁早已溯印度河经中国的西域、传到中国北方，成为赵国常见的男子饰品。

　　前面提到，“Gandhara（犍陀罗）这个名字的意译就是‘香国’”，换言之，著名的乳香以及其他相关西亚非洲特产是由阿曼到印度河口的提

　　，经印度河流域从犍陀罗传到中国来的。其实，就阿曼同中国的交流而言，印度河上游还有一个可能更重要的交通枢纽之地——罽宾，即今以斯利那加为中心的克什米尔地区。研究证明，张骞通西域开辟的交通丝绸之，早期是经过从中亚到南亚的塞种（联盟）之和提

　　《汉书西域传》略云：“罽宾国，王治循鲜城，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有金银铜锡，以为器。市列（唐颜师古注：‘市有列肆，亦如中国也。’）。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珠玑、珊瑚、虎魄、璧。它畜与诸国同。自武帝始通。”罽宾地处南亚喜马拉雅山区，却有“珠玑、珊瑚、虎魄、璧”等海珍异宝，都是从哪儿来的呢？璧即玻璃，古代是罗马帝国特产，属于所谓大秦原产宝物。玻璃器和珊瑚在《红海周航记中》都列入了提

　　卸船上岸，以便溯印度河谷的道而上，运往其目的地”。可见这也是印度河上游罽宾所见玻璃和珊瑚的来。

　　有意思的是，罽宾所见海珍还有珠玑，究其由来，更增强了我们的上述认识。尽管“珠玑”一词在汉语诗文中常用作比喻晶莹似珠玉之物，可唐人颜师古注《汉书》却反复强调：“玑谓珠之不圆者也。”也就是说，现实中的珠玑并非如文学想象的那样“珠圆玉润”，而是虽润泽晶莹却圆度参差。《红海周航记》提到当时印度洋海域产珍珠的地方主要有三处：阿曼境内的波斯湾口（第36节）、印度东南的马纳尔湾（The Gulf of Mannar，第56、59节）和恒河口孟加拉一侧（第63节）。但是据研究，“恒河口的珍珠数量少，色泽发红，价值不高，主要供当地市场而非外销；埃及来的罗马买主能在别处找到更好质量的珍珠”。马纳尔湾蒂鲁内尔维利海岸的Kolchoi（Korkei/Kayal）是印度最好的珍珠产地。不过，根据对《红海周航记》的记载进行的统计表明，至少是迄至那个时候即公元1世纪，那里的珍珠全都被埃及商人购买，运销到了罗马帝国。由此可见，当时在汉文史料记载的海外奇珍“珠玑”，只可能来自阿曼。阿曼波斯湾口的特产被研究者说成是“劣质珍珠”（low-quality pearls），他这么说大概出自对该书原文“大量珍珠但（品质）次于印度产”（pearls in quantity but inferior to the Indian）的理解，以及其中对波斯湾口和马纳尔湾所产珍珠的不同描述，前者只是“珍珠蚌”（pearl oysters），后者却是“优质珍珠”（fine-quality pearls）。不过，或许这正是汉文史料里“珠玑”一词的用意，就是说这类珍珠未经挑选，有的圆有的不圆，完全原生态——货真价实。这种真实性描述反而进一步证明，汉代罽宾所见珠玑确实是阿曼特产，毋庸置疑。

　　罽宾所见虎魄即琥珀，原产地是北欧的波罗的海海滨；璧即玻璃，古代是罗马帝国特产。这两种都是更远的珍宝，经由阿曼转输传到东方，我们留到下节一起讨论。

　　大鸟卵即鸵鸟蛋，黎轩善眩人或称黎轩眩人，指埃及亚历山大城来的魔术师。从文献记载来看，这两样事物是张骞通西域开通丝绸之以后最先贡献到西汉王朝的外国事物。追究一下当时“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的来，我们可以进一步探查阿曼在古代交通和交流活动中的地位。先看“大鸟卵”，研究表明，普通鸵鸟主要分布在非洲撒哈拉沙漠往南的低降雨量的干燥地区，以及从塞内加尔到厄里脱利亚的非洲东部沙漠地带和荒漠草原；阿拉伯鸵鸟近代曾分布于亚洲叙利亚与阿拉伯半岛，但至上世纪中已经因捕猎而完全绝迹。以色列重新引进普通鸵鸟也已失败。

　　然而，汉文史料却记载条枝有鸵鸟，《史记大宛列传》：“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暑湿。耕田，田稻。有大鸟，卵如瓮。”唐张守节《史记》对此有注：“《（后）汉书》云：‘条支出师子、犀牛、孔雀、洪晃照片大雀，其卵如瓮。和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满屈献师子、大鸟，世谓之“安息雀”。’”条枝或作条支，即今伊拉克巴士拉一带，此时是安息属国。我注意到，《（后）汉书》所谓“条支出师子（狮子）、犀牛、孔雀、大雀（鸵鸟）”全都不是本地产物，鸵鸟之外，狮子、犀牛亦产于南亚，孔雀则是南亚特产，它们出现在条枝显然来自进口，而且很可能是想要转口到更远的。因此，安息王所献师子（狮子）、大鸟（鸵鸟）其实都是转运而来。鸵鸟之所以被称作“安息雀”，并不说明安息是鸵鸟的原产地，只是表明那里由于地理的原因当时是鸵鸟等非洲特产动物流向中国的主要转口地。

　　况且，南亚特产孔雀等与非洲特产鸵鸟一道提及，最有可能的来是曾经由海道航运，而非洲航线和南亚航线在安息境内的交汇地就是阿曼。同时，非洲特产鸵鸟等要经安息境域向东前往中国当然无须绕道条枝，阿曼就是最合适的转易地点。来自埃及亚历山大城的魔术演员和来自非洲的鸵鸟蛋一起向东转运到中国，表明这两样物品先后经由各自通常转运的途径到了安息境内一个交易点或集散地，显然，这个转运港口非阿曼莫属，即作为东海交通枢纽的同时，阿曼也是古代世界的一个海上国际贸易中心。

　　学界，文献记载早年传到中国的大秦宝物，只有（琉璃，这里指玻璃）确为地中海东部特产，即所谓“罗马玻璃”。学者认为：“我国西汉——北宋这一期间，地中海沿岸及伊朗高原先后出现了几个世界性的玻璃生产中心，我国与这几个玻璃中心都有着一定的贸易往来。我国进口玻璃器皿包括罗马玻璃、萨珊玻璃和伊斯兰玻璃三部分。罗马玻璃一般是指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5世纪广大罗马帝国领域中的玻璃产品。西罗马之后到阿拉伯帝国兴起为止，地中海东岸的玻璃产品也可以视为罗马玻璃。公元前1世纪，罗马帝国征服了地中海沿岸，希腊世界的两个玻璃中心——腓尼基、叙利亚海岸和埃及的亚历山大地区，先后落到罗马手中，也正在这个时候，玻璃生产发生了一场大，发明了吹制法，大大简化了生产，降低了成本，使先前一直是罕见昂贵的玻璃器变成了地中海地区的常见物品。罗马玻璃繁荣发展之际，我国正处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出土的这个时期的玻璃器皿中，有一些比较典型的罗马玻璃。”近年考古发掘在阿联酋Umm al-Qaiwain海岸的ed-Dur遗址和沙迦的Mleiha遗址也发现了数量可观的罗马玻璃。两处遗址都位在阿曼半岛上，断代为公元1世纪至2世纪早期，学者认为很可能当时属于古代阿曼。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北面大约45英里的贝格拉姆（Begram），上世纪中曾经发掘了一处遗址，其中发现了从进口的玻璃器皿的残件，包括一些几乎肯定是来自埃及亚历山大城的玻璃器。研究者明确指出，这些玻璃器与《红海周航记》“第39节提到的玻璃器皿一样，很可能就是在提

　　港进口货物还有祖母绿（peridot）跟苏合香。研究表明，古代世界唯一的祖母绿产地是埃及红海中的宰拜尔杰德岛（Jazirat Zabarjad，即St. John’s Island），其西北30海里即古代埃及至印度航线著名的起点之一贝雷尼塞（Berenice）港，西距上埃及尼罗河边的阿斯旺（Aswan）仅140海里。因此，可以肯定中国古代文献里常见的祖母绿和罗马玻璃一样，都是经红海、阿拉伯海航线从阿曼传到中国来的。苏合香被是地中海东部沿岸的产物，又广泛见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和罗马玻璃、祖母绿等物品同时经由阿曼转口传来中国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三国志》卷三〇裴注引《魏略西戎大秦传》说：“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前世但论有水道，不知有陆道”，“又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后汉书西域大秦传》略云：“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所谓与安息“交市于海中”，在当时的历史、地理情况下只能理解为以安息南界悬在海外的属国阿曼为国际贸易转口港。这些都说明，古代罗马玻璃以及其他所谓大秦宝物大多都是通过海即经由阿曼传向东方、传到中国来的。

　　虽然劳费尔《中国伊朗编》说琥珀最早见于中国典籍记载就是前引《汉书西域传》罽宾国条，但《魏略西戎传》略云：大秦有“明月珠、夜光珠、真白珠、虎珀、珊瑚、赤白黑绿黄青绀缥红紫十种”，物品列举顺序与汉传全同，可信这是中国史籍记述海外珍宝的一种传统模式。无论如何，尽管大秦（罗马帝国）见于史载稍晚，并不妨碍琥珀早见于当地或早经当地传来。在这种背景下，和珠玑、珊瑚、璧等海珍一同出现在罽宾的虎魄（即琥珀），几乎可以肯定也是走海经阿曼一道转输而来的。据研究，古代世界的琥珀产地主要有两处，一处是北欧的波罗的海海滨，一处是东南亚缅甸的安达曼海沿岸。我倾向于认为见于罽宾的琥珀来自（产于波罗的海海滨），因为这些海珍宝转输的目的地是东方的中国，那里有最大的需求市场。如果是产于缅甸的琥珀，直接向东北就可以输往中国，没有必要向西绕到罽宾（今南亚克什米尔）。

　　据研究，由阿曼经罽宾传到中国的域外物品还有东汉时代的符拔（长颈鹿，见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波斯锦等。两国间多种物品长期交流的结果，导致了双方直接通使关系的建立。促成此事发生的是历史上著名的“甘英使大秦”事件。

　　众所周知，东汉班超通西域时曾遣其副使甘英出使大秦。甘英出使虽然受阻条枝未达大秦，却进一步扩大了中国的影响。甘英使大秦的直接外交影响，《后汉书西域传》所记为两件事：其一，《后汉书西域传》序：汉和帝永元“六年（94），班超复击破焉耆，于是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其二，《后汉书西域传》“安息国”条下的记载较为具体：“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十三年，安息王满屈复献师子及条支大鸟，时谓之安息雀。”各种迹象显示，这两件事相继发生应该有一定的关联。

　　首先，《后汉书班超传》略云：“初，月氏尝助汉击车师有功，是岁贡奉珍宝、符拔、师子，因求汉公主。超拒还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谢将兵七万攻超。遣骑赍金银珠玉以赂龟兹，超伏兵遮击，尽杀之，持其使首以示谢。谢大惊，即遣使，愿得生归。超纵遣之。月氏由是大震，岁奉贡献。”或说符拔即长颈鹿，其为热带非洲索马里、肯尼亚等地特产；而珠玑本为阿曼特产，可见，从前由阿曼转口中国“在提

　　卸船上岸，以便溯印度河谷道而上”的“塞种之”此时已由大月氏即贵霜控制。因此，说贵霜贡奉东汉的长颈鹿亦由阿曼转口而来应无大差。“于是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意即西域都护所领（葱岭以东）地域完全平定归附，这是甘英使大秦的历史背景。

　　其次，蒙奇、兜勒在哪里？有人曾将二名连读，认为指欧洲马其顿Makedonija，然而《后汉书和帝纪》明确记载：永元十二年“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绶”，并非一地。或说蒙奇为今也门东北海岸港口穆卡拉Mukalla，兜勒或指推罗Tyre（今黎巴嫩西南海岸苏尔），仅据语音近似，难以。我认为，《后汉书》所记东汉时代的汉语音韵属于汉语上古音，蒙奇二字读音可拟测为*mog ɡǐa，用于对译中古以前西亚各语言中的阿曼古国名Magan正合适，恰如唐宋时代用没巽、勿巡音译中古波斯语阿曼国名Mazūn/Māzūn一样适当。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与蒙奇一起来朝的兜勒比定为阿曼国的佐法尔地区就很恰当，二者语音不难勘同——兜勒二字上古音可拟测为*to lek，佐法尔

　　第三，从远国“皆来归服”和“二国遣使归附”的表述来看，阿曼这次遣使属于国家正式通交是没有问题的。虽然《西域传》说是“遣使贡献”，与汉唐时代域外来华贸易中国特产（丝绸、书籍等），为求获得贩运许可而托名“贡献”并无二致，但《和帝纪》明确记载“赐其王金印紫绶”，可以认为是对“归服”“归附”等作为外臣藩属性质活动表示的特殊国家关系予以确认。这种关系重要程度如何呢？我们可以从《后汉书》记载的“金印紫绶”等级地位以及当时有关的赏赐活动一窥端倪。《舆服志》下注文：“东观书曰：‘建武元年（25），复设诸侯王金玺

　　绶，公侯金印紫绶。九卿、执金吾、河南尹秩皆中二千石，大长秋、将作大匠、度辽诸将军、郡太守、国傅相皆秩二千石。’”《列女传》注：“《汉官仪》曰‘二千石，金印紫绶’也。”《百官志》五：“列侯，所食县为侯国。本注曰：承秦爵二十等，为彻侯，金印紫绶，以赏有功。功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亭，得臣其所食吏民。后避武帝讳，为列侯。武帝元朔二年（前127），令诸王得推恩分众子土，国家为封，亦为列侯。旧列侯奉朝请在长安者，位次三公。中兴以来，唯以功德赐位特进者，次车骑将军。”《南蛮西南夷传》：永元“九年，徼外蛮及掸国王雍由调遣重译奉国珍宝，和帝赐金印紫绶，小君长皆加印绶、钱帛”；“和帝永元十二年，旄牛徼外白狼、楼薄蛮夷王唐缯等，遂率种人十七万口，归义内属。诏赐金印紫绶，小豪钱帛各有差”；“顺帝永建六年（131），日南徼外叶调王便遣使贡献，帝赐调[便]金印紫绶”。

　　简单说，东汉时代赐“金印紫绶”官员的国内地位和待遇大致与地方一级行政区长官相当；外域（徼外）则为大邦藩属国王，譬如掸国即今天的缅甸，叶调（Yavadvipa）即今印尼爪哇和苏门答腊，等等。阿曼（蒙奇、兜勒）作为“西域”“远国”来归附，“赐其王金印紫绶”地位与缅甸和印尼相当，完全符合东汉王朝的帝国体制；有封赐名分的外国据其国王地位享有相应的外贸期次和商品种类的优待，使者还有“赏赐、赠礼、程粮、传驿之费”以及送使、报聘等礼遇。

　　第四，我注意到，阿曼（蒙奇、兜勒）受甘英活动影响遣使来华是永元十二年冬十一月，而次年就有了受同一影响的“安息王满屈（Pacorus II）复献”，考虑到时间、行程以及两国特殊的关系，两批使团发生关联的可能性很大，不过，“赐其王金印紫绶”表明，阿曼使团肯定是行事。然而，安息王虽未受到封赐，其所贡献“条支大鸟，时谓之安息雀”其实就洲鸵鸟，因当时主要经由安息属国阿曼转口中国而有“安息雀”一名；联系到同时贡献的狮子本为南亚特产，所以我怀疑以安息王名义的这次特产贡献其实是由阿曼代行的。就是说，甘英出使引发的上述两次外交事件其实是一批使团两次活动，即阿曼使团先是经南亚贵霜境内循甘英经行线到洛阳向东汉朝廷请求归附，于是，得到“赐其王金印紫绶”的待遇，即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然后，该使团又把自己带来的狮子和鸵鸟以主国安息的名义贡献给东汉朝廷，从而在外交上维持了与安息和东汉两个大国的关系平衡。

　　总之，阿曼国家（蒙奇、兜勒）直接遣使中国并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这是阿曼与中国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更有利于阿曼国家乃至其他国家和地区与中国发展交流与沟通。本文题为“香丝之”，分别以乳香和丝绸这两种特产指代阿曼与中国两种文明和文化。那么，本文的两国间这些交流活动对于古代世界东的交流交往有什么意义呢，或者说，古代阿曼与中国间的这些交流在整个古代“丝绸之”的活动和运作中居于什么地位，起着什么作用呢？由于近年国外有人对古代中国丝绸在“丝绸之”上的作用提出了质疑，甚至怀疑“丝绸之”的存在，本文有必要对此有所回应。

　　航线是最多种类中国蚕丝产品向西转输要道，阿曼本身是古代丝绸之海陆两道联通网的交通枢纽，这些特点和作用在两国正式建交后继续维持下来。就以所谓“罗马人从未用金币直接购买过中国丝绸”为例，我们这里可以看一下《红海周航记》记载的提

　　进口货里的银器和钱币，尤其是钱币，这是古代同东方货物交流中的一个大。《红海周航记》第28节记载虔那是南阿拉伯重要的乳香转运港，而从埃及“为国口的带浮雕图案的银器和钱币，数量相当大”。这些所谓“为国口的”钱币之所以“数量相当大”，十有就是为了购买阿曼乳香用的。从该书第29节和第32节的描述可以看出，乳香的生产和买卖都具有性质，货款被说成是“为国口的”钱币（银器也可以抵充钱币）。关于历史上乳香的社会功能，《阿曼假日》网站有关“乳香小道”的介绍一开始就说：“如果说3500年前就有货币的话，那么乳香就是原始的经济作物；然而在那时候，它只能是一种易货物品、王家礼物或战利品。”也就是说，在古代，珍贵的乳香由于获取困难而需求广泛所保障的交换价值，很早就具有了一种等价物的作用。据《红海周航记》第32节的记载，虔那有船定期到阿曼Moscha Limen码头（今Khor Rori港）转运乳香，很可能就是易货形式的购买。因为，接下来就是这样的记载：“此外，来自Limyrike（今印度西南马拉巴尔海岸）或婆楼割车那些帆船则由于季节晚了（没赶上季风）要在那儿（即在Moscha）过冬，按照王家机构的安排，以棉布、谷物和油料交换回程的乳香货载。”据此可知，古代印度洋周边的“地方贸易”采用的是易货交换的方式，而从埃及来的希腊—罗马商人所操持的奢侈品贸易则主要采取货币购买方式。《红海周航记》这一节没有提到提

　　距离阿曼较近，传统近海航线交通便利，不受季风条件，而其进口货里的银器和钱币，则可能是由那些仍然遵循传统航线的埃及船只沿途转贩阿曼乳香、玳瑁、珊瑚，然后在提

　　购买中国丝绸时留下的。《红海周航记》的研究者指出：“从南印度进口的商品如此昂贵，远远超出了货物在那儿卖出的价值，结果就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从罗马流入印度的现金流。提比留斯（Tiberius）抱怨说：‘女士们及其装饰品正在把我们的钱转给外国人’（塔西佗《编年史》3.53）；普林尼（Pliny,6.101,12.84）则评价了东方，尤其是印度从罗马巨量钱币的数目。还好，罗马仅仅是落入这种长久不平衡过程的开端。这是由相互提供产品的性质（即经济和商品结构）决定的，后来的欧洲贸易大国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其实，李约瑟早就说过：“有人认为，这种金融上的日趋枯竭，是罗马帝国经济衰落的主要因素。可是黄金并没有到达中国，很有理由认为，黄金被中间经手的一些国家收走了，这些中间国用罗马帝国的产品和他们本国的产品，和中国人进行物物交换。”

　　和阿曼的乳香一样，中国古代丝绸被称为“轻货”，即携带方便而价值高（获取困难而需求广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作为一种货币在使用。在对外交往方面的这种功能，至少从张骞通西域就开始了。《史记大宛列传》略云：“西北外国使，更来更去。宛以西，皆自以远，尚骄恣晏然，未可诎以礼羁縻而使也。自乌孙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汉使，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所以然者，远汉，而汉多财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于汉使焉……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可见，张骞通西域也有一个货币金融问题。匈奴在西域设童仆都尉征收，汉击退匈奴，设西域都护，交通往来信用中国自不待言。但是，葱岭以远中亚腹地不属都护，不用汉朝金属货币，汉使只有以绢帛丝绸为货币用作市易购买，建立和改善关系，接受中国丝绸自然就形成了丝绸之经济带。在此之外更远的地方，丝绸未必再作为等价物，但由于其使用价值和需求，仍然是一种热销商品。显然，正是古代世界这种广泛而强大的商品需求，支撑了中国丝绸在居间地带具有并维持其等价物的地位，称为“丝绸之”可谓名正言顺。

　　王小甫，1952年7月生，四川成都人。1978年考入北大，1989年博士毕业留校；2015年后任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双一流”特聘教授。现任西华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2000年获国务院颁发特殊津贴；2018年10月被聘为人民日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方专家委员会首批专家。（来源：中东研究）